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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法理学教科书和其他一些法学论著、以及几次重大的学术争鸣中，都可以找到左证。

但是，即使是从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法律或者法治的内在逻辑使然，法治建设也好，法律的自主性发展也好，确实又都不可能根本性地摆脱现实的甚至是历史传统的政治的深刻影响，作为法律的实践背景的政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宪法性的法律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得以通过。国务院在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由上可知，首先，从法律本身的产生和存在来说，政治乃是其根本性的基础。同样的道理，所谓司法工作特别是具体的司法实践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其统一的最终归属点也在于法律效果。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还体现在，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对于法律的形式与内容具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人民利益之所以确实是最为至上的，还因为宪法法律本身就是为了充分而切实地保障人民利益而由人民通过一定的合法途径（代议制方式）而制定出来的，这也是当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的根本与核心之所在。而生存也好，发展也好，又都必然而且也不能不在一定的秩序状态之下才有可能。唐亡后，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

在1980年代中期中英香港回归的谈判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在港驻军。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滕文公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5页。[54]参见［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862年版，第48－49、51－52页。但如果将这两个王朝开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仅仅理解为兔死狗烹，那就看似深刻，实则肤浅。

[41]陈琳：《饮马长城窟》，前注[16]，沈德潜书，第129页。在此次战争中，美国北部的英语和法语两大殖民地居民联手抗击美军，使美国向北扩张不能，50年后，这两块殖民地建立了加拿大联邦。

在另一名著《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也一再引用历史从各个侧面来论证军事和军备对于国家的意义。[43]前注[17]，司马迁书（陈涉世家），第1963页。如果仅看王朝的更迭和中原的战乱，确实可以感慨：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长城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北方民族南下的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

即便在平地地区，烽燧上的值班士兵也有能力提前发现入侵者的动向，以逸待劳，并以烟（白天）或火（夜间）的形式尽快传递和报告给相邻的各处驻军。[15]特别是，亚洲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实在太广阔了，农耕村落没法为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不能自发为历史中国提供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农耕社区小，难以自发形成跨地域的社会组织联系，很难采取统一协调的行动。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是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

将军事纳入宪制考量，主要有关宪制的实践。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血腥就不说了，尽管大革命颁布了《人权宣言》，却不知是嘲讽还是悲剧。

在某些偏远地区，也会出现土匪等地方治安问题。也不仅是对外，而且也对内——不仅美国的独立战争在英国人看来就是一场国家分裂的内战，而且还有美国建国后的南北战争就是一场反对国家分裂的内战。

中原地区由此开始了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时期，中原百姓极度悲惨，大量被杀或南逃江南，整个华北地区人口丧失了90％，汉民族几近亡种灭族。有了这个以军事力量建立和保证的统一，才可能考虑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措施，逐渐创造、形成并拓展一个广泛、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或共识，在王朝的更替中，创造这个人称中国或华夏的跨越广袤时空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没有军事实力的大国，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别扭。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400多年。因为无论是否合法，或合法性多大，那都是换或更替，都是有了个国在那儿了。仅仅因军事的存在，就要求一国宪制予以调适和应对。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如果需要，问题就成了，由谁来，以及如何供给这个制度？民主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大国，从后代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唯一的可能选项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团，更多来自中原农耕地区，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也有来自北方游牧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凭着他们对中原地区民众的基本期待（天下太平不打仗）的直觉把握，利用天时地利，传承夏商周的封建制特别是秦汉之后郡县制的这类关于大国宪制的想象，以攥沙成团的强力意志和军事政治实力，战胜任何与之竞争的其他地域性政治军事集团，首先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区完成政治军事的基本统一，为这一区域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无中生有地，将遍布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农业村落和众多族群构成（constitute）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巨大、持久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有些事，从来注定是政治家的事，别人无法替代，就如同死亡一样。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第二点是，欧洲各国一直更多是小国。

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这种竞争中，前者从来占据了优势。更有意思是，从古到今，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要复盘应对这个问题，一个常规性问题。

遇上战事，若规模不大，调用现有军队就足以对付。又参见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载《历史研究》1995年2期。但究竟可否如此讨论军事，作为宪制问题，关键在于社会实践，在于其中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而不在于有没有人或有多少人如此研究。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

从外观上看，这大致是政治甚至是行政的，但常常必须准备好应对流血的战争，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43]才有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67] 本文只想把军事带入宪制研究者的视野，指出其对一国宪制或明或暗潜移默化具有创造和塑造作用，只想恢复其在宪制研究中应有的位置。

据此才有了第二点，坚信以夏变夷，[38]不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文化多元，基于对中原文明的高度自信，对边疆民族不怯懦不排外，而是坚持以综合实力为后盾，努力拓展中原文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60]参见《美国关闭驻利比亚大使馆撤离所有人员，被指撇下烂摊子不管》http：//www．guancha．cn/Third－World/2014＿07＿28＿250754．shtml。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内乱，但中原当时已无法利用长城来抗拒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其中重要变量。这就是为什么，除先秦时期的王朝更替通常称为［汤武］革命外，后世历代王朝的创立，人们总是称其为打天下。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人，也曾被驰骋奔突于欧洲大地的阿提拉军队横扫，而这些令欧洲人胆战心惊、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据说只是被卫青、霍去病特别是窦宪打败后西窜匈奴人的后裔。

但华夷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主义的，与种族无关，而是文化的，如荀子所言，是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居夏而夏，[37]因此才是可改变的。其实，在当代中国，一个典型事件距今还不到30年。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用勉强二字概括说历史中国的军队勉强可以称之为常备军的道理。重要的宪制问题不是什么法律同等保护或正当程序———这两者都以一个稳定的政治统治和管辖区为前提，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联邦政府为前提。

这为本文的论题提供了另一例证。[15]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